广大干部群众对国防动员的认知程度，决定其参与、支持国防建设的力度。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们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国防动员的作用价值，以凝聚广泛共识与强大合力。就当前情况而言，应注重着眼国家安全，筹划国防动员。

新中国的国防动员事业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动员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服务和保障战争始终是其核心功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的动员实践，总体上也是通过军事系统组织实施的。因此，人们习惯于从应对战争的军事需求这一角度，来筹划和开展国防动员建设。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空前劫难，特别是核武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使以生存与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备受关注，世界主要国家开始从国家安全这一更高的战略视角，审视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博弈。其结果是，在国家战略思维中，国家安全成为较战争和军事更具目的性的因素，而战争和军事则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工具性因素。

国家战略思维视角的变化，促使以国家安全为主导的动员观念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对国防动员的战略运用“都置于国家安全的大概念之下展开”，动员的服务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而拓展到整个国家安全，因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不仅仅是战争，还包括其他非战争因素。

在国家安全这一更大的战略视野下，战争的价值意义在于维护和增强国家安全。但是，作为维护和增强国家安全最高形式的战争，并不是国家经常面对的威胁，也不是国家唯一面对的威胁，而国家安全却是国家必须始终面对的战略问题。国防动员作为联结平时与战时、国防与经济、军事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的必然选项。

由此可见，国防动员是和平时期维护和增强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手段，而不仅仅是一项战争条件下才发生的社会活动。国家安全是综合安全，而非仅仅是军事安全。维护和增强国家安全的手段是包括动员在内的综合性手段，而非仅仅是军事手段。因此，应当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追求一项投入、两项效益，不断增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协调国家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根据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安全需求，做好相应准备，增强相关能力。

进而言之，国防动员是“和平时期为国家进行战争所作的准备”，而不仅仅是“战时为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国防动员更多的不是指为某一可以明确预见的或已摆在面前的具体的战争做好准备，而是从广泛意义上增强国家应对所有战争威胁和打赢正义战争的战略能力。这种战略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手段，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前置条件，是国家应对所有现实或潜在安全威胁的战略基础。

在国家安全视野下筹划国防动员，要求把动员视为执行国家安全战略政策的工具。国外学者汉考克曾直言，“当有一个切实可行、安全可靠的动员基础和统一、符合实际的动员计划作支撑时，动员进程所固有的灵活性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力量的潜能提供了手段，因此增大了国家活动的自由度，拓宽了可供选择的范围，增强了对外部力量消极影响的抵御和消解能力，从而支持国家重要安全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动员的对象虽然是国防潜力，但其本身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一种实力，其价值在于通过把潜在能力转变为现实能力，为确保国家安全提供可靠的手段。

综上所述，在国家安全战略视野下筹划和建设国防动员，不但没有否定或弱化动员面向战争、支持战争的基本取向和功能，反而使这种基本取向和功能从单纯的军事战略层面，提升到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国家战略层面，从而引导决策层、国防动员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自觉地从国家战略高度、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取向，去指导和加强国防动员建设，进一步提高国防动员的成色和质量。